拍摄现场速效救心丸成为剧组常备药品,一名演员在拍摄睡觉戏份时真的沉入梦乡,被副导演喊醒时那茫然的眼神完全不是演技。
“一天工作18至20小时是普遍现象。”于清斌已经习惯了短剧剧组的高强度节奏。这位42岁的演员曾在2025年初因无戏可拍而送外卖维生,如今在短剧中找到了生存空间。
短剧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直接提供超过3600万个全天候工作机会、吸纳约69万人就业。但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里,演员们不得不在极度疲惫中寻找表演状态,甚至在拍摄睡觉戏时真正入睡。

短剧行业的“造星机制”正在向资本游戏转变。红果短剧年度大赏的打榜投票活动催生了灰色交易,有卖家公开提供“代拉新”“卖票”等服务,拉新一人的价格在20元左右。
“其实不管内娱还是韩娱,任何有饭圈文化的投票活动都这样。”参与投票的粉丝小思直言,“如果演员或者制片团队一旦出现买票行为,我完全无法接受。”
短剧出品人嘉贝指出,流量至上的环境下,榜单数据可信度值得推敲。“有些出品方开始花钱买数据,仔细看就会发现,有的短剧在红果上动不动就预约量几百万,但点赞、收藏数据并不匹配。”
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清理超182万次违规预约,涉及23部短剧,处置刷粉、刷量等违规账号1.1万个。
屏幕里的于清斌是日进斗金、5亿元抬手就转的“豪门首富”,屏幕外他却在为一万元片酬苦苦追讨。这位有着20年演艺经历的演员,合同签字后制片人以盖章为由未返还,导致他在没有正式合同保障的情况下被欠薪。
“最郁闷的是,他10月又来找我拍另一部戏,我寻思着行业里一两个月结账回款也很正常,所以又被他骗了第二次。”于清斌说道。剧集已经上线,承制方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即便如此,于清斌坦言是短剧将他从生存的窘境中拉了出来。“2023年,长剧和电影项目开机率太低,角色竞争又激烈,我就算争取到机会,也只是拍一两天的小配角。”
“几乎每个剧组都常备速效救心丸,我们演员自己也会随身带。”于清斌描述了短剧拍摄的常态。夏天高温时段,不少演员熬到中暑、热射病,甚至出现呕吐、心脏不适的症状。
睡眠成为演员们最奢侈的需求。“我们就特别盼着拍睡觉的戏份,不用背台词,躺下就行,哪怕只有短短几秒,也能趁机眯一会儿。”他回忆起上一部戏的经历:合作的女演员在拍睡觉戏时真的睡了过去。
“那个从睡梦中惊醒的状态,完全不是演出来的。”
00后大学毕业生石头在2023年开始尝试短剧表演,“当成是一种体验”。他说:“有一次连续拍摄18小时收工后,身体的疲惫感铺天盖地袭来,我赶紧吃了速效救心丸,休息了整整一天才缓过来。”

当短剧演员于清斌被问到是否签署正式合同时,他坦言:“合同我是签了字,副导演也给我支付了订金,制片人说要把合同拿回去盖章,就一直没有返给我。”
这种情况在短剧行业并不鲜见。演员们常常在口头约定或简单协议下投入拍摄,缺乏法律文件的保障。一旦发生纠纷,维权变得异常困难。
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没有盖章的合同,如果双方有实际履约行为,依然可能构成事实合同关系。但对于演员个体而言,证明这种关系的存在需要收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拍摄现场证据等一系列材料,维权成本高昂。
红果平台在回应数据造假问题时表示,正在打击刷量等行为,清理违规预约和处置违规账号。平台还称,在作弊行为拦截上,共拦截超1800万次。
然而,当平台设计的打榜机制天然催生“拉新竞赛”,当投票规则使拉新效率远高于其他行为时,平台是否应当为由此产生的灰色交易承担部分责任?
从法律角度看,平台作为规则设计者和活动组织者,对防止规则被滥用负有注意义务。但如何在鼓励用户参与和防范不正当竞争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平台治理的难题。
短剧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和工作规范。“我拍的短剧角色翻来覆去就那么几类。比如反派,大多脸谱化,又坏又有点蠢,不需要演员深挖角色内心。”于清斌说。
这种工业化生产模式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伦理问题。当工作强度超出合理范围,当安全保障措施不足,当薪酬支付缺乏保障时,行业标准的缺失使从业者处于弱势地位。
与此同时,头部演员与中底层演员的待遇差距日益扩大。“我拍的是行业里说的‘下沉剧’,总投资高的也就三五十万元。”于清斌的片酬不仅没跟着行业整体上涨,“比起2025年8月,好像还降了点。”
面对短剧这一新兴业态,现有法律法规显示出明显的滞后性。《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在短剧行业几乎成为一纸空文。“熬到这种程度,身体状态和表演状态肯定都会受影响。”于清斌直言。
演艺行业的特殊性与法律普遍性规定之间存在张力。当“艺术创作需要”成为超时工作的理由,当“项目周期紧张”成为压缩休息的借口,法律的保护边界变得模糊。
与此同时,合同纠纷的解决机制也面临挑战。演员个体面对制片方时常常处于弱势地位,而行业内部缺乏有效的纠纷调解机制。

短剧行业创造了69万个就业岗位,这无疑是一项经济成就。但当就业机会的背后是“透支生命”的工作强度,当“有工开就很幸福”成为从业者的普遍心态,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就业质量是否可持续?
于清斌曾经因为没有戏拍而去送外卖,如今在短剧中找到了生存空间。“我确实喜欢表演,拍短剧能让我做着自己喜欢的表演工作,还能有收入养活自己,我已经很满足了。”
然而,满足感不应成为基本权利被忽视的理由。当行业蓬勃发展时,从业者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同等程度的重视?当资本迅速涌入时,行业的规范化建设是否跟上了扩张的脚步?
那些在镜头前扮演着各种角色的演员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面临着各自的剧本。有的在讨薪路上奔波,有的在疲惫中寻找表演状态,有的在数据游戏中挣扎。
当速效救心丸成为剧组标配,当睡觉戏成为真正的休息时刻,短剧行业的繁荣表象下,隐藏着哪些亟待解决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这个行业又应该如何创造更有尊严的就业环境?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面对短剧这样的新兴业态,应当如何平衡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这或许是短剧狂飙突进的时代,留给我们最值得深思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