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拿外卖餐盒在街头奔跑的于清斌，已经四个月没有拿到他拍摄短剧的片酬了，这位曾与朱一龙合作过的演员，如今面临着一个选择——送外卖还是继续追讨自己被拖欠的一万多元工资。
42岁演员于清斌因被欠薪四个月，不得不送外卖糊口的消息引发关注。据他介绍，自己从事演员工作已有20年，曾拍摄《情定三生》《大明嫔妃》等剧，也曾和朱一龙一起拍戏。
人到中年后，因无戏可拍，他曾送过外卖维持生计。2025年7月他正式踏入短剧行业，却遭遇欠薪问题。
01 事件核心
于清斌的困境并非孤例。他在2025年9月和10月接拍了两部短剧，均被同一制片人拖欠尾款，总额1万余元。
制片人多次以“下周应该能结款”“在忙着交片”“被手下的制片给骗了”等借口拖延支付。而于清斌在第二部戏中甚至没有签订合同，仅凭口头约定参与拍摄。
更为复杂的是，这位制片人现已失联，据中间人副导演透露，他也无法联系到该制片人。于清斌表示，除他之外，还有一些演员、灯光、摄影被该制片人欠薪。
02 行业痼疾
短剧行业近年来迅猛发展，但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用工问题。据红辣椒评论分析，这场集中爆发的讨薪风波首先指向平台与资本方的责任缺失。
平台在产业链中掌握着流量分发与收益分配的关键环节，却往往忽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漫长的回款期成为制作方拖欠薪资的“挡箭牌”，风险被层层转嫁至议价能力最弱的演员与工作人员身上。
与此同时，部分制作方采取不签合同、使用空壳公司签约、在条款上模糊劳动关系等操作。这些行为已超出普通经营困难范畴，涉嫌利用行业信息不对称与从业者就业焦虑进行恶意规避。
03 法律困境
西安中院在相关分析中指出，短剧制作往往周期短、成本相对较低，用工模式呈现多样化和灵活性。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短剧演职人员与制作方的关系更为复杂多样。
许多短剧演职人员与制作方仅为短期项目合作，不存在长期稳定的隶属关系。实践中，演职人员合同的签订主体多种多样，很多群演甚至只能由“群头”介绍出演机会，福利待遇只有口头允诺，无法签订书面合同。
当纠纷发生时，维权变得异常困难。剧组只是为影视项目摄制而临时组建的机构，并非适格的民事主体，无法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最终责任承担的主体应该是剧组隶属的出品方，但现实中往往难以确定。
04 对比明显
令人深思的是，于清斌曾与如今已成为影帝的朱一龙合作拍戏。朱一龙近年成功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多起维权案件获得胜诉。
其中一起案件中，朱一龙起诉网络侵权者并获得赔偿1万元。另一名黑粉因发布侮辱性言论，被法院勒令在账号主页公开道歉48小时，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同样是演员，却面临截然不同的维权境遇，这折射出行业内资源分配和权益保护的不平衡。知名演员有团队和专业法律支持，而普通演员往往只能依靠个人力量应对复杂的法律纠纷。
05 行业思考
短剧行业以其“短平快”的特点迅速占领市场，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截至2024年6月，西安的微短剧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60%。
然而这种效率优先的模式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却严重缺位。当“七天拍完一部戏”被标榜为行业效率，与之匹配的合同规范、薪酬保障机制却严重滞后。
红辣椒评论指出，监管体系与行业自治机制未能跟上短剧行业的爆发式增长。剧组组织松散、人员流动频繁，传统劳动监察难以全面覆盖；演员多以个人或灵活就业身份参与项目，缺乏工会或行业组织支持。
当外卖骑手于清斌穿梭在大街小巷送餐时，他或许会想起自己曾在镜头前演绎的各种角色。现在，他选择起诉欠薪制片人，这场官司的走向将为一个行业的规范化进程提供重要参照。
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每一位从业者基本权益的尊重，无论他是聚光灯下的主角，还是幕后的普通工作人员。唯有建立公平的规则和健全的保障机制，短剧行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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