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剧行业纠纷类型、裁判要点及启示(3)
- 2026-11-18 11:47:05
短剧行业纠纷类型、裁判要点及启示(3)
常见纠纷类型与裁判要点(3)
第七类是培训类合同纠纷,数量最多、交易结构最多样。合同名称包括教育培训合同、服务合同、AI软件使用服务合同、短剧授权服务合同、短剧分销服务合同、数字大模型合同等,实际内容往往混合了课程、素材版权、账号运营、AI软件、粉丝、投流和变现渠道,法院审理时不会只看名称,而是根据付款、聊天、开课和服务事实认定合同关系与具体义务。这类案件有两类并行但不同的裁判路径:1)违约与合同目的——培训方承诺的变现服务、推广指导、一级授权、软件、达人带货等未完整提供,或者实际服务与前期承诺明显不符,法院认定违约并支持全部或部分退款;2)教育培训合同人身属性——即使不能证明培训方达到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学员明确不愿继续,双方信任基础消失,也不宜强制继续接受培训,法院判定终止合同关系,再按已上课时、服务成本、双方过错酌定退款。
第八类案件涉及仲裁及程序纠纷:
刘某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课程服务协议》明确约定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落款上方有“已完全理解并接受”条款,刘某电子签名,刘某认为该仲裁条款不成立。法院认为:1)仲裁条款虽属格式条款,但相关文字能够起到提示作用;2)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字,应视为知悉并同意;3)根据其所述轻松赚钱、增粉、增收益目的,认定双方均具有明显商业利益追求,不同于日常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保护相关规则。法院最终驳回刘某申请。 伍某案亦确认北京仲裁委员会条款有效。法院认为仲裁条款是程序性争议解决安排,不直接设定实体责任,与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不同;选择仲裁并未排除救济权。有关诉讼管辖协议的消费者规则不宜直接类推到仲裁。
第九类涉及刑事及刑民交叉纠纷,关注点在于从民事违约到诈骗审查的边界:
明某诈骗罪案中,明某利用同学关系,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虚构看广告、13天短期短剧投资、AI短视频剪辑等活动,骗取被害人实际损失5万余元并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法院以非法占有目的、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为核心认定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坦白、认罪认罚和全部退赔影响量刑,但因其诈骗手段多、持续时间长、金额巨大、主观恶性较深,不适用缓刑。 胡某与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与郭某与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则是在民事审查中发现刑事线索后驳回起诉。胡某案文书表述为资金往来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郭某与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则结合同期多起同类关联案件,认为培训方以低成本、高收益、稳赚变现包装课程,收费后消极履行、拒绝协商退款,已不单纯是违约或质量瑕疵,而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的明显特征,故移送公安线索。 两案均未在民事裁判中直接认定被告人构成诈骗罪,应准确理解为程序分流和犯罪嫌疑审查,而非刑事有罪结论。
下面重点看看培训纠纷里的各种套路。
培训“套路”(1)
培训类纠纷里有各种各样的套路。
第一种是以“免费”“低价”“限时名额”降低首次决策门槛:
培训方通常并不一开始收取全部费用,而是用免费AI课、39.9元课程、99元入门课、100元预定位置、300元定金或1280元初级课吸引学员。比如先付100元预定位置,再付1320元培训费;先以39.9元下单,后再支付300元预约金及4380元;先购买99元入门课,再被推介2980元进阶服务;“报名费2880元,仅限今天”;先付300元定金,再付3680元授权费;AI漫剧广告使用“四月福利”“到期恢复原价”“抓紧锁定名额”等限时表述。 这类安排的作用是先形成小额投入和沟通关系,再转入私域持续推介。这类模式本身不当然违法,法院也不会仅因低价引流就判退费;真正产生责任的是后续承诺是否真实、服务是否交付以及新增收费是否与“无后续费用”等表示冲突。
第二种是以“风口”“轻资产”“草根创业”包装项目,而非清楚说明经营风险:
郝某案中,相关群广告使用“2026暴富新风口”“各大平台分润高达70%80%90%100%”“草根创业新蓝海”“轻资产、赛道新”“小某创业技术陪跑,暴富没商量”等语言;杨某案中,宣传则称“靠谱副业兼职”“小说推文+短剧新玩法”。这些话术把课程销售从技能学习转化为创业和收益机会,使学员购买的不只是知识,还包括对快速回本、稳定副业收入的期待。 法院裁判时并不会把所有宣传性措辞都认定为收益保证。比如,梁某1案中,“快速涨粉”“带货变现”被理解为学习内容概括,“做出一个结果”被理解为效果期待,而非明确收益数额及时限承诺。因此,判断是否构成可执行承诺,必须结合是否出现具体金额、期限、条件和退款后果,不能只看“变现”“赚钱”等词语。
第三种是展示个体高收益案例,以个案经验替代普遍结果说明:
比如,多起案件出现“某学员月入数千”“老人每天赚几百”“三月赚三万九”等案例;李某案中,工作人员多次发送其他私教学员赚钱视频,称每天几百元、每月几千元,并表示“目前还没有听谁跟我说他不挣钱”;魏某案聊天中出现“廖某大姐……三月份直接就赚了3万九”;陈某、张某等案件亦有学员收入凭证或赚钱案例。杨某案甚至明确举“宝妈学员”每天至少两三百元,进而推导每月至少6000元。 这类表达容易使接收者把个别结果理解为一般可实现结果,有的原告起诉时会以此主张被告构成欺诈,要求三倍赔偿,但此时法院就会要求其证明欺诈故意、虚假情况、错误认识和付款之间的因果关系,原告往往因为难以举证而未获三倍赔偿支持。比如,李某、梁某1、张某某等案件均未仅因未赚钱或案例宣传就支持三倍赔偿。换言之,收益案例是认定合同目的、双方过错的重要背景,却不必然等于消费欺诈。
明天继续看其他套路。
参考:2025年10月20日(2025)京04特14xx号、2026年3月25日(2026)宁04民特xx号、2025年11月7日(2025)豫0102民初17xxx号、2026年7月29日(2026)宁0121刑初1xx号、2026年7月14日(2026)湘1121民初21xx号、2026年8月12日(2026)琼9007民初39xx号(涉及自然人当事人,案号打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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